中国特色的养老之路初探

  人口老龄化是挡不住的自然规律, 世界银行一些专家在1984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从中国的社会保障角度来看,赡养老人负担最沉重的时期,将是6O年代末和7O年代初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大批人进入退休期的时侯,如果目前人口政策继续下去,当这批人退休时,中国每个劳动者赡养的老人数目相当于发达国家1980年的两倍,而目前发达国家维持老年保障制度已很困难”。我国人口老龄化特殊性在于他的非自然性。七十年代我国开展计划生育以后,在十几年内完成了其他国家经历上百年才能完成的转变。生育率迅速下降,幅度之大是世界少见的,这种过于迅速的人口转变导致了家庭规模的缩小。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的生育意愿极其养老的的传统观念相脱离。如果不认真研究和对待过快的人口结构转化和即将到来的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大规模人口老龄化的结果将是极大地消耗现在和将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并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一、社会共享应在老有所养上体现

     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分析中,我们看到:中国面临的老年人口压力会越来越大,从1990—2040年的50年间,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将从9%左右上升到27%以上,到2O40年最高峰值后才可能逐步下降,因此,在今后的50年间,老年人需要的生活保障支出将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虽然我国经济在不断增长,但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即使以现在的速度持续发展下去,也显然不可能抵补迅速老龄化造成的社会养老保障支出的增加。而中国养老问题、老年人的生活问题不应该也不可能再通过直接劳动所得来保障,而是需要通过国家和社会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实现。

     根据我们对2100名离退休人员的家庭生活状况摸底调查来看,患各种慢性病的占90%, 其中70% 的人患两种以上疾病。因为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总体健康水平有所下降,老年性痴呆,卧床老人不断增加,单身老人,老夫妇家庭数量也随之扩大。有资料表明:教育部部属院校离退休教职工中1990年生活不能自理179人,而到1997年增加到1727人(不含已去世的)。因此,老人照料,特别是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理,将会越来越为突出。另外,这几年物价一般都成倍上涨, 而各级政府给老干部增加的补贴加在一起,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如洗澡、理发的费用一般比十年前上升10倍以上,报刊费涨价2-3倍,老同志全年订一份日报都有困难; 至于出租车、营养品、虾蟹、水产品,很多老同志只能是望而兴叹了;从1992年10月开始家庭病床的望诊费从每次5分钱,涨到每次2元钱,暂且不说医生愿不愿意出诊,仅从经济帐上算,老同志每年要比从前多承担望诊费40倍; 一些卧床老人本应在医院得到应有的治疗,但个别医院也因病愈率低,无医疗价值, 被以各种理由据之门外;有些老同志即使已经住进医院,也发生遭到个别医务人员的嫌弃的情况; 有些卧床老人需要顾家庭保姆,可工钱一般要500—800元/月, 老同志普遍顾不起, 还很伤心, 觉得自己一辈子工资月收入不如一个家庭保姆的要价,"老有所养"谈何容易。

     实事求是地说:多年来,国家、社会到各级组织对老同志的生活是关心的,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给予了许多关怀,老干部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年令因素,老同志虽然在享受国家给予的各种待遇的同时, 在老有所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为社会继续做贡献,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晚年的困难,但必竟还有人已经或者即将失去参与竟争, 继续为社会发展拼博的机会, 却又要不断承受不断增长的市场物价的冲击。如医疗体制改革后, 虽然对离退休老同志体现了从优待遇, 但因公费药物大幅度减少,很多老同志赖以维持正常生活能力,常年服用的药品被划入自费药, 致使一些老同志不得不从有限的、本来就不充裕的生活费中支付药费, 少则每月30—50元,多则每月700—800元,实在难以承担。有些单位不得不从活动经费中拨出一部分钱,做为困难补助,但杯水车薪即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又变相的减少了本来就紧张的活动经费, 实际上是把医药费的负担转稼到老同志活动费上来。离退休老同志生活水平同在职教职工的水平差距拉大,后顾之忧日增,老同志们很强烈的要求:政治上同等待遇,经济上一视同仁, 福利上同等解决,效益工资和补贴共享,补贴应同物价上涨同步提高。

     对老同志发自内心的要求,有人可能不理解,甚至认为过分,觉得他们不再工作以后,已经够照顾了。其实,从优保证老同志晚年生活, 决不是单纯的感情投资和特殊的照顾,更不是哪些人的恩赐和施舍。这是老干部应该理直气壮的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

     从理论上讲:老干部在过去的劳动中,不仅为自己和社会创造了消费基金, 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积累基金。如果没有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积累,就不会有今天的扩大再生产,更不会有科技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 更何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养老金是劳动再生产的必要费用。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应该维持劳动者,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过去我国职工表面上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费,却享受了养老金,这并不是他们未尽义务而享受了权利,只是尽义务的形式比较隐蔽而已。长期以来,我国职工工资比较低,不仅是因为我国劳动生产率比较低,还是因为考虑到职工退休后需要生活费用事先从工资中逐步扣除下来。也就是说,事实上,我国职工在其退休前十几年通过他对社会提供的劳动,已经进行了积累,只是这部分积累没有以专用基金的形式存在,而是转移到国有固定资产中去了。或者被当时负有责任的人挪做他用了。当政府在重新想建立养老保险基金时,只能将这笔巨大的财政负担转嫁到正在工作着的这一代人身上。从表面上似乎是“下一代养活了上一代”,实际上并非如此,“上一代”由于没有建立养老基金而使本属于自己的养老金“流失”了。老同志对社会的贡献是实实在在,不是谁养活谁的问题。也就是说养老金的来源是劳动者价值的的补偿,是自己养活自己,而不是别人的施舍或社会的补助。

     实现老有所养也是社会道德的根本要求,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革命的胜利, 是老一辈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学校能有今天的规模, 是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无私地奉献出来的结果, 可以说没有这些老同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而今,这些为人民,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老干部到了花甲古稀之年,我们有责任也理应尽心照顾,瞻养他们。瞻养的费用是老一辈一生奉献的积累,,并不是青年人的恩赐,我们在所付出的,为老同志服务的劳动, 只是瞻养程序上的延续。

     如果说:养老保障可以抓住时机加强完善的话,那么,从目前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于下世纪初期而言仍是缓慢的,从而是中国建立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最佳时机。如果不趁现阶段开展这一工作,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的越来越快,老年社会保障的沉重负担将留到下一个世纪,让下一代乃至下二代、下三代人去承受。整个国家和社会就将陷入被动局面。

     二、人口老龄化对实现老有所养的挑战

     自古以来,“家庭”是中国社会中的重要结构,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民族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儒家所提倡的忠与效、礼与义,还是中国社会关系的构成:君臣、父子...无不刻下家庭的烙印,社会的发展、每个人的得失进退,无不与家庭息息相关。家庭的扩大、意味着势力范围的扩大、权利的扩大,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与贡献,也往往通过家庭来体现。长期以来,家庭作为小生产单位,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天经地义。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他认为:孝敬父母是子女立得之根本。儒家思想主张孝敬亲长、尊重老人,对老人不仅要赡养,从物资上生活上满足老人的需要,还要在精神生活上关心。我国封建时代就有一些法律条文,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唐律》明确规定:“凡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家长在家庭中具有很高的权力,包括财产支配权。封建社会中的“孝道”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在家庭还是基本经济单位的历史时期,对维护老年人权益,要求子女尽赡养父母的义务起到重要作用。

     应该看到:在传统社会,“多子多福”是养老经验之谈。那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剩余产品少的情况下,生产人口所能负担的非生产人口极其有限,因此有多个子女共同负担老人的生活,才能使两代人的生活得以维持。然而,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家庭的各种功能将不断发生变化,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至今有着深厚的根基,家庭养老的功能没有明显的削弱,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观念的更新、居住条件的改善及代际差异的扩大,使家庭规模小型化与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同步发展,大家庭日渐减少,小家庭日益增加,寿命的延长和高令老人的增多,家庭中两代老人的比重也在上升。因此,家庭规模的变化对于将来家庭养老的影响,这也是人们最担忧的问题。据有关资料,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8年间,全国城乡居民家庭户均人口从4.43急剧下降到3.96人,而苏南等地的家庭户均人口仅3.1人,不仅城市中绝大多数为双职工职工带独生子女的核心家庭,而且一些老两口家庭比例已高达80%以上。以大连理工大学270位离休干部的“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为例,结果表明:单身户占15.4%,二人户占65.9%,三人以上户占7.4%,三代同堂户仅占5%;我们在问卷调查中,有90%的老同志回答非常迫切, 非常有必要建立老年公寓, 虽然这些人中还有50%的人回答:晚年希望得到儿女的照顾,不一定进老年公寓,但还表示非常希望建老年公寓。说明他们把自己晚年幸福的渴望, 寄托在社会和集体给予的保障上。尽管有些老同志晚年可以或有条件同儿女生活在一起,但他们还是愿意到老年公寓安渡晚年,有的是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不分散子女的工作精力,有的也是为了摆脱家庭烦恼, 能从疲劳而又繁忙的家务事中解脱出来,实现原来难以实现的愿望,补偿一下健身、娱乐、旅游等爱好。这说明中国老人都有强烈的家庭观念, 非不得已不愿离开家和老邻居, 尤其那些身边有子女的老人。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享受领域的拓宽, 年轻人对新时尚的适应能力超过了父母, 受年龄的和价值观念的左右, 老同志与子女在爱好、习惯上的差异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所以,老同志的家庭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大部分愿意离子女不要太远,但独立门户的生活。而且,独生子女结构家庭的不断增加,这种内部关系简单、与社会联系较为密切的典型的核心家庭,开始与过去的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关系以及其他亲缘关系减少了,从这种复杂的关系中获得帮助的机会也减少了。因此、家庭的核心化、小型化,也导致家庭的养老风险加大,家庭养老的功能,将从现在开始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显然对中国社会传统的家庭供养老年人的方式不利,从而迫使国家和社会不得不承担起有关老年保障的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决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无论是收入保障的社会化,还是生活服务的社会化,都应该与家庭养老相结合。收入保障社会化和老年服务社会化的直接对象不只是老年人,也是针对家庭。也就是说,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尊老敬老都是家庭的责任。由社会统一组织的老年保障和老年服务,只是社会发展新阶段中家庭养老的继续,只是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实现养老养老社会化,决不是把养老的责任简单地推给社会,而是由许多家庭组成的社会共同组织的养老事业,承担义务。

     三、中国特色的养老之路应是社会养老同家庭养老相结合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力并不很强,人民生活水平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在养老问题上不可能有很大的投入,因此,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社会养老必须同家庭养老相结合,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养老之路。

     社会学界对中国养老模式存在两种有代表性的理论,两种理论在实际运用中形成两种养老环境。

     一种理论认为:成年人进入老年期应逐渐退出重要角色,以便社会更好地发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双亲角色的责任淡化,工作角色在退休后结束,社会团体角色也逐步被抛弃,人际交往下降,解脱是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自然的、正常的,使人满意的过程,是一种社会规范。集居老年社区的建立,是为解脱了工作岗位之后的老年人服务的,一切施工设计都是围绕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以补偿因年老而出现的身体缺陷之不足。我国现阶段巳开始建立了老年公寓、敬老院、社会福利院等托老养老福利事业。而且尽量使这里的生活环境适合老人特点,生活标准一般高于同类生活区,不需要老人为生活琐事疲于奔波。当许多老年人进入高龄期,年老体弱,子女又不能守在身边照顾,非常希望选择经济上能够承受,生活上有人照料的老年住所,安度晚年,因此,老年社区的呼声越来越高。

     另一种理论提倡和主张老年人应力争维持他们以前的思想与行为的活跃水平,认为幸福感的获得在于抗拒年老的袭击和尽可能久地维持中年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信念等。在现代老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服老,不愿意进入老年世界中,他们喜欢住在有各种年龄层次的环境中,积极参与社会,认为这种环境有利于他们发挥作用,老有所为。我国绝大部分老人的晚年经济来源和生活护理主要靠家庭后代人履行赡养义务。由于老龄人口迅速增长,国家底子又薄,因此,由社会负担养老,搞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还不具备条件。虽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劳动力处于市场竞争中,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但多数家庭仍能履行养老义务,悠久的传统和法律的保护具有影响和作用。老年人仍置身于这种社会大环境中,和中青年、少年儿童居住在一起,可以很快地接受各种社会信息,他们既有权利去接受别人的帮助,也有义务去辅导青少年,帮助有困难的人,使他们对充实的精神生活有一种满足感。

     在对两种理论两种环境的问卷调查中:大部分老人认为“年龄隔离环境”渴望而不可及,首先考虑到经济上负担,工薪阶层家庭没有必要舍出亲情而背上经济负担,除非年老体弱,身边无人且经济上能承受;再则,有的老人认为,这种环境氛围难以忍受,谈论的话题多是疾病,或哪个朋友不在了等。缺少时代的气息,天伦之乐和家庭的亲情,失去了东方家庭养老的魅力,他忽略了老年人这一群体的复杂性和把实际情况简单化; 而另一部分老人认为“整合年龄环境”其弊端在于社会成员为老年的特殊需求考虑少,许多家庭出现瞻养倒挂。人们一般认为退休老人比较轻闲,不必参与紧张的市场竞争,因此自然成为家庭和社会的服务员,使原来可由老人及子女依各自的身体、时间、精力而分担的家务,全部由老人承担起来,很少考虑老人的承受力,有些生活事务是一般老人难以胜任的,不少老人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

     健康的老龄化社会,应该是老年人既要生理上的健康长寿,更要心理、生理上的健康长寿。广大的老年人能过有尊严的、有保障的、有安全感的体面生活,能自由自在地实现自身价值,整个社会人口结构合理,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社会代际间关系和谐,几代人各得其所,社区和各种社会组织都能发挥作用。

     前面比较两种类型的社区给老年人带来的两种生活环境,可以看出,前者偏重于老年人的物质生活保障,而后者则有益于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保障。由于现代老年人是多层次的,改善其生活环境也需要多种类型。单一模式的社区是难以满足老年人多种需求的,老年人由于体弱多病,在社会上被认为是服务需求最迫切、服务范围最广泛的社会成员。他们需要有良好的养老环境,而完善社区服务正是改善养老环境的保证,建立新型社区既要照顾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又要照顾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对于经济收入不等、文化水平不一、身体状况不同、爱好情趣各异的老年人从繁忙工作的第一线解脱出来,社会角色的转换仍能使老年群体中蕴育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现代社会所塑造的是健康型老人,仅有优裕的物质生活不能弥补人的精神空虚。因此,一方面老年人不能生活在世外挑园里;另一方面,要设立体现老年人需求的多种服务项目,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增加专为老年人的服务设施,为老年人创造一种整洁、舒适、安全、和睦、文明的生活环境。

     四、变单位办社会为社会办社会促进老有所养

     目前我国许多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已跨入老年型单位。有的老单位退休人数与在职人数持平,甚至一些单位退休人数超过在职人数。单位养老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困难。目前在没有充分条件建老年公寓的情况下, 发动青年学生开展尊老重教活动, 发挥离退休人员中较年轻的医务人员的特长,建立小规模的家庭病房,集中管理,照顾年老体弱, 身边无子女或有特殊困难的老同志, 使这些为社会辛劳一辈子的老人,能安度晚年;发动各级组织和集体, 筹集和建立老年福利基金,捐集一部分基金为收入低,供养人口多,重病残疾的老同志作为特殊补助。

     而还有许多企事业单位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养老条件很不平衡,管理机构和人员的配套,活动场所、各项服务设施的建立,还有医疗保健部门,维修服务部门和衣食住行都要考虑,使单位精力分散,降低了工作效率,有的则处于无人管理老年人的状况。老年人日常生活所存在的采购难、吃饭难、搞居室卫生难、护理难、维修难等多种难题,使不少企事业单位难以承负。因此、社区意识使人们看到服务社会化的希望,老年人是社区服务的重点对象,社区有条件进行专业对口服务,建立门类齐全的服务项目,只有这样,老年人的生活才会得较好改善。

     以老年人为重点的社区服务体系应该包括:以政府扶助为主,依靠社会力量兴办市、区、街、居委会四个层次的养老院,重点收养社会孤老和家庭有困难的寄养老人。市级养老院一般档次较高,对有收入保障的自费老人较为合适。区、街、居养老院规摸依次变小,街、居养老院可因地制宜,主要收养孤老和寄养老人;以街、居为主兴办不同形式的托老所,托老所分为日托、月托和全托三种形式;建立老年活动中心(站)为老年人的文化、保健、棋牌、书画等活动安排的场所;建立老年生活包护组,居委会发动社区成员为老年人开展定人定包上门服务,内容涉及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敬定的优良传统;建立这包括老年人婚姻介绍所、心理咨询站、老年庇护所等; 借鉴国外的经验,还可以发展老年人就业与培训服务、老年人暂居所、老年人家庭护理以及老年人旅游服务等;另外,在科技发展的信息时代,要积极探索并建立老年管理信息系统及评估老年保障事业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老年人口基本信息系统其中包括:老年保障经费来源分析指标系统、老年基本生活(政治生活、物质生活)统计分析系统、基本信息变动、统计、分析系统,以科学化、现代化的手段促进老年事业的发展。

     如前所述,在城市中发展老年服务事业已势在必行,首先应该坚持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的方针,社会养老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中国现有的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还需要一个过程,现阶段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应该提倡家庭养老,使二者相互补充,为老年人更好地服务;再则、应该坚持集中与分散服务相结合的方针, 集中服务主要是指有固定场所的,便于统一管理,培养老年人的集体意识和形成新型人际关系,减少孤独感。的院、所、站、室等提供的服务;分散服务是实行责任到人、包户服务和邻里互助等形式,这在目前阶段尤有必要;坚持物质生活服务与精神生活服务并举的方针,在举办各种养老、托老院所的同时,应培养老年人的各种情趣。组织他们创收,使之有社会参与感,忘掉死之将至的不积极心理感觉;坚持合法权益维护与传统美德教育相结合的方针,针对一些老年人权益受侵害事件,一方面要根据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特别在涉及家庭关系时,要注重以情、以理教育,使冲突双方从内心认识到问题的的重要性,主动解决问题。

    五、积极的养老观应是社会参与

     传统养老观,老年人是被作为纯消费人口来考虑养老问题的。他们被封闭在家中,衣食住行简陋单调,社会信息少,医疗条件差,如再加上文化水平低,常常被作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包袱”,使人们一谈起老龄化社会便产生恐惧感,认为老年人将面临贫困、凄凉。积极参与社会可以开阔老人们的视野,让老年人积极面对人生,树立积极的现代养老观,认识到人的一生是社会化的一生;退休只是工作阶段的结束,而不是社会化的结束,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积极参与社会:

     通过对2100多名离退休职工的参加社会活动的调查证明:老年人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对社会各个领域起到积极的影响,也生动地体现了老年人的价值,表明了不能单纯地把老年人看作是只起负效应的社会消费者,是社会的“包袱”,而确实是社会的财富。据不完全统计有1100人,占总人数的53.9%(如加上从事家务劳动400多人,就更多了),他们参加的社会工作项目繁多(有的一人参加几项)。

     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精力的原因,老年人为求自身健康和身心发展的活动也在不断增加。离退休教职工自发组成的“舞蹈队”“合唱团”“门球协会”“乒乓球协会”“武术协会”有300多人次参加,说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相当活跃。

     同时,老年人虽然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能,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但老年人过去所学知识只有更新,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此也需要重新学习。而且任何人进入老年期,都需要适应和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社会化养老、参与社会也需要不断学习,要关心国家大事,提高对社会的责任感,保持晚节,言传身教,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教育好年轻一代。因此、老有所学是必要的,大连理工大学创办的“老年大学”吸引了600多位老年人上大学,通过听课、绘画、写字、作诗、谈心、唱歌、跳舞、裁剪缝纫、摄影等学习活动,即能建立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增进人际交往,寄托思想感情,焕发青春;延缓智能的衰退;又能从学习中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开拓视野,很好的防止了因为老年人由工作者变为被抚养者,地位变了,社会交往少了,没有工作无所事事,认为自己没有用了,社会不需要了,从而与社会疏远,自我封闭、思想和心理老化的这种不利于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状况。

     抽样调查还表明,老年人参与社会的动机和需求不尽相同,受调查的老人中愿意继续参加工作的有50%。他们要求再就业的原因首先是经济需要,如物质生活的需要,占34%;这符合中国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尤其离退休较早的老人工资水平不高。离退休后,收入更少了,因此不少老年人希望继续参加工作,多少可补充一点收入,以满足生活上的需要;其次是工作需要”,占28.1%;占34%;再次是“发挥特长”,占20%,老年人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经验和技能是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很多专业技术由于年轻不愿做或不成熟、不能立即替代而造成断档,而且老年人有丰富经验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一些单位愿意请老同志继续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三产业中争先聘用的人才,使他们离开原工作岗位后有了新的追求和新的奉献;最后是“精神寄托”,占17.9%,也就是:不以索取维持自身生计报酬为基本目的的老年人社会活动。由于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一大批老年人比较集中地从岗位上退下来,特别是一大批享受离休待遇的、精力旺盛的老干部退下来,在一个时期创造性地开展了多种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的活动,主要是进行诸如信息咨询、教书育人、医疗保健、经营顾问、科研著述、社区服务、家务劳动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参与活动。从调查可见“经济需要”是老年人继续工作的首要因素,此外,老年人再就业,可以使老年人参与社会、精神上有所寄托。

     事实证明:积极的现代养老观使老年人世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社会养老、社会参与走出了传统家庭养老的封闭意识,使老年人成为社会之宝。如果我们把老年社会保障搞好了, 即有利于消除家庭在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 也有利于净化家庭气氛和社会风尚,同时也使还没有进入老年的人们, 对自己将来年老以后的境遇感到放心, 从而激发他们更好的在青壮年时期为社会多做贡献。如果说:社会发展成果 " 共享" 是老同志不可剥夺的"权力"的话,那么,在老同志最需要关心,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使"共享权力"在"老有所养"上体现,真正把老有所养做为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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